“古村之友”携伙伴入驻“创我在”,共同推动中国乡土文化保护与复兴
新闻
小益
2017-9-15

自2014年11月“古村之友”成立以来,他们已为全国三十个省、近千个县市共计数万的古村落保护与活化志愿者社群搭建平台、研发模式,共同推动古村落的全面保护与活化,是古村镇领域规模最大的专业枢纽组织。

自成立以来,古村之友不断探索创新,提出“心愿共同体”理论,自主研发互联网公益PNPP模式,广泛应用于新乡贤工程、好家风工程,并取得显著的成效,成功帮助数百名新乡贤发展并实现所在的古村复兴,有效带动新乡贤活化乡村资产。

在今年9月,古村之友在原有的保护古村落、激活新乡贤的践行中,延伸出“乡土文明”的精神文化复兴。并形成了古村之友“保护古村落、激活新乡贤、乡土文化进化”的三大板块。

值此之际,“古村之友”携同“创我在”一起推动中国乡土文化保护与复兴。为此,我在君专门采访了“古村之友”创始人、理事长汤敏,为乡土文化复兴作一次全面的梳理。

1.什么是乡土文化复兴?

汤敏:在乡土中国和乡土文化中,有很多因为我们太熟悉而忽略的文化精粹。如家族文化、名人文化、优秀的民间活动,包括龙舟、舞狮、庙会,都在乡土中国中体现出影响力非常大的精神传递。

虽然这些文化表面不及政治文化、官家文化、宗教或士大夫文化具有较高的精神审美。但是乡土文化却是由群众基础最好的、在广大底层社会最具有文化认同感和文化凝聚力的这些人发起的。再如说宗祠、家谱、名人敬仰物、各地的庙宇等。这些都是它更具有群众基础、更具基层社会教化的原因。

我们无需强调基层社会人民群众亲身感受不到的故事,反而更应该讲述他们深有体会并传承的东西。因此,乡土文化对于社会文化土壤的建设具有巨大价值,我们此刻讲重新繁育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文化,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复兴自己的乡土。

其次,乡土文化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文化实际上蕴含的是教化,因为乡土文化的缺失,导致现代社会的文化、道德进化在走向滑坡,文化特色和文化自豪感无法建立。当你最大的文化土壤都已经缺失了,是很难谈及自己的文化特色的。

还有一个因素,是因为无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经济复兴,当下的公益慈善、人人公益等,都需要一个以文化为纽带的凝聚力。文化两字很虚,但它实际上是一片土壤,是民族凝聚力的根本。现代乡村很多时候缺乏领头人,实际上是因为文化的凝聚力在缺失,尤其是乡土文化的凝聚力在缺失。

2.为什么发起中国乡土文化保护与复兴?

汤敏:古村之友其实是是在实践中自然而然走到这步来的。最初古村之友是以一个NGO和民间立场,通过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关注这事情。它有别于专家、政治和商业立场,尤其是在乡土和民间事业当中,NGO的作用其实是非常大的,同时也能弥补一些政府机构所漏掉的板块。

我们第一阶段是通过古村之友的NGO身份,来推动民间保护古村落这个载体,形成社会共识、社会合力。我们最初涉及到的是物质载体,古村落被破坏了需要保护修缮,在乡土中得到大众的理解和大力支持。因此,我发起了古村之友,很快古村之友就在全国把古村保护事业从民间的角度,推到了公众的层面上,得到广泛的传播,资本力量开始进驻,开发起旅游与特产,普通大众都能参与进来。

第二个阶段,其实是在保护古村落的这个过程中,我们结合传统的历史,发现了领袖带头的重要性。这个领袖的定位,我们称之为“新乡贤”,并比它从古村之友衍生出来。“新乡贤”实际上是作为文化的生产者和文化的传播者,他们可能是修家谱的,可能是当地教书的、是当地的大祭司或者大族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乡贤们的那份荣誉感,是源于乡土文化。

所以,“乡土文化”又从”新乡贤”的工程中又往前进了一步。现在把乡土文化明确提出来,相当于目前古村之友的三大板块,古村之友是物质空间,新乡贤则以人为主体,乡土文化是文化精神,统称起来就是“保护古村落、激活新乡贤、乡土文化进化”。

3.相较于传统的公益慈善,乡土文化保护与复兴,有哪些不同与优势呢?

汤敏:文化复兴本质上不是文化的孤芳自赏,而是一个文化进化的过程。而从这个角度来讲,文化进化它的基本价值是全方位的,会渗入到政治、经济、社会文明。而公益慈善客观来说呢,只是社会文明中的一个子项。

第二点,是我们讲乡土文化复兴的时候,关键集中于普通公众的文化感知、文化认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而公益慈善目前的群众基础在于大多数的公益组织、企业家、明星、政府、民间机构等,除此之外公益慈善的边界很难再往外扩充。

当我们讲文化复兴、复兴家族、复兴祖训的时候,几乎整个民族都会响应,有家的人能为家里做贡献,大家都有一种很强的共鸣。而公益慈善共鸣度很低,所以乡土文化复兴,实际上是为公益慈善在激活民间的土壤,公益慈善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现代化社会重要的构成板块,但在我们中国的乡土社会中,目前的土壤没得到激活,它就种不下去。

再加上公益慈善是一个舶来词,它是一个西方的,基于西方现代社会的一个社会发明。这项社会发明想要在中国的土壤当中落地,就必须结合回归我们传统的乡土文化内涵,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和伦理等,这些都是含有公益慈善的价值观的。所以进化乡土文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让公益慈善找到更大的群众基础和根据地的过程。

当下公益慈善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它渗透不到社会顶层改良,参与不了政治文明、商业文明,也无法融入到底层的乡土文化。它悬在空中,仅靠一些有志之士或率先觉悟的一群人去推广是很身单力薄的。

所以,乡土文化的范畴、对于社会进步的价值和意义是大于公益慈善的;其次,它还能为公益慈善激活出健康发展的民间土壤。

4.乡土文化的形成机制和驱动力是什么呢?

汤敏:其实在历史上是什么驱动力在驱使乡土文化繁荣呢?

第一个是来自于乡土文化领袖的带头作用,这就有别于慈善了,公益慈善讲的是施予:我帮助你、给你钱、给你捐东西,参与门槛很高。但在乡土文化形成中,领袖不是施予,而是带动,他可能没东西给,但愿意带动一群人一起干。他的人格就是在给予,这是人格魅力在乡土文化中的作用。我们在为这个时代树立具有新时代人格魅力的乡土文化领袖,并把他们称作“新乡贤”,这是第一个机制。

第二个乡土文化形成的机制就是形成基于社交的众筹、集众志。不管是修祠堂、修书院、修名人故居、写名人传记,背后的本质都是众筹的逻辑。比如说祠堂,他就是一个家族一起来玩的,现在我们叫他叫众筹,但是在历史上它可能叫“众人拾柴火焰高”、“万众一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和公益的本质内核一样,乡土文化的本质内核也是众筹,寻求众人筹志、筹力、筹人、筹物、筹资源等。中国历史上的义庄善堂,都是强社交的一种社交众筹,这是这些乡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个机制呢,是形成善的循环和滚雪球机制。“众人拾柴火焰高”实际上就是越筹火越大,参与人越多,同时也通过社交粘性的不断增加形成“雪球”。例如我们捐过家谱后,可能就要捐个祠堂,捐完祠堂后可能给家里筹一个善堂义庄,这就不断地扩大他们的集体善行,形成一个善的滚雪球机制。

5.乡土文化复兴承载着怎样的历史意义呢?

汤敏:其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乡土文化复兴作为它重要的组成板块,这是它重要的历史意义,也是当下中国的历史意义。

乡土文化复兴实际上是作为一个载体,不是终极目的。他目的是为了形成一种新乡土文明、新乡土美学、新乡土精神。通过建设新乡土建筑、新乡土伦理,来形成新农村、新乡贤、新乡土,并共同构成了新时期的乡土中国。

只有在复兴过程中,我们才能去寻找到理论思辨,在实践践行当中,我们才能甄别出哪些是适合未来,是能和现代工具相结合的的方式。少了这个过程,我们是无法辨别出糟粕与精华的。时至今日,乡土中国要走向新的调整,我们要通过这个过程,来重新建构整套体系,这是一个令人特别振奋的消息。

6.乡土文化复兴如何与创我在联合发力,共同推动公益事业发展呢?

汤敏:首先乡土文化需要一个互联网信息化的载体。哪怕从最直白、最浅层的需求,我们也需要一个互联网的展示。这些项目需要一个在互联网世界或在公益慈善领域中具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创我在实际上是可以完成的这个需求的。

其次是乡土文化复兴中的这个强社交性、社群性,这些都是创我在在努力营造的。营造一个基于社群、社交之后的这种善的氛围、善的土壤、善的雪球机制的形成,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帮助的。

第三,就是这个筹款机制和工具,这些实际上都是可以运用到乡土文化复兴这套机制中来的,然后两端同时发力、相互去促进改变。乡土文化复兴其实有很大的群众基础,对于互联网产品来讲,大量用户去体验的使用习惯和粘性,实际上是对于互联网产品开发和运营中是一个特别宝贵的财富。

最后,乡土文化复兴进阶中最需要的内涵,就是要互联网化、要现代化,要不然只能停留在地缘和血缘关系、一个传统的社会动员机制中。在互联网上,它会超越地缘和血缘。当然我和创我在何雪峰老师也都是多年的老友,我们有心共同致力于真正从文化土壤中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做“头疼治头,脚疼治脚”的社会化改良。